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蔚蓝海域中，躺着一座心形的岛屿，塔斯马尼亚。这里被称作“世界的尽头”，气候温和，森林绵延，海岸线如同上帝精心雕琢的缎带。
至少在四万年前，一群皮肤黝黑、卷发的原住民就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们以部落为单位，随着季节迁徙：暖季钻进密林狩猎袋鼠，寒季转移到海边捡拾贝壳、捕捞鱼虾。
尽管工具简陋到只有木矛和石器，但凭借岛上的丰富资源，他们安然度过了数万个春秋。
然而，与世隔绝的环境让他们的文明逐渐“倒退”。考古发现，他们甚至遗忘了祖先掌握的技能，比如将石头绑在木棍上制作斧头，或是用骨针缝制兽皮御寒。
展开剩余89%当欧洲人首次登岛时，塔斯马尼亚人夏天赤身裸体，冬天仅用油脂涂抹身体，裹着整块兽皮过冬。更令人唏嘘的是，他们放弃了捕鱼，尽管生活在海岛，却在3800年前彻底停止了渔业，只肯在岸边捡贝壳。
1642年，荷兰探险家塔斯曼“发现”了这座岛，但殖民的阴影直到1803年才真正降临。这一年，一队英国人带着50多名囚犯登陆，建立了军事据点。起初，塔斯马尼亚人好奇地掀开白人的衣服，想看看他们全身是否一样苍白；英国人则回赠铁钉、镜子等小物件。但这份短暂的和平，很快被枪声击得粉碎。
从屠杀到“标本订单”
殖民者的贪婪像野火般蔓延。他们砍伐森林开辟农场，放牧的绵羊踏平了原住民的狩猎场；带来的兔子、狐狸疯狂繁殖，吃光了岛上的植被和幼兽。
当塔斯马尼亚人因饥饿闯入殖民区寻找食物时，等待他们的是子弹。1804年，一场标志性屠杀揭开了种族灭绝的序幕。300名迁徙途中的土著被英军无差别扫射，50多人倒在血泊中。一名随军记者记录下更恐怖的场景：殖民者将婴儿抛入火堆，用刺刀捅穿颤抖的躯体。
更残酷的是官方默许的暴行。1828年，总督亚瑟宣布土著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敌人”，并公开悬赏，一个成年土著头颅值5英镑，儿童值1英镑，这笔钱足够一个工人生活半个月。
囚犯和殖民者组成“狩猎队”，带着猎犬追捕土著，将抓获的人贩卖为奴。一位名叫楚格尼尼（Truganini）的17岁少女，亲眼目睹母亲被长矛刺死、姐姐被掳为性奴、未婚夫为保护她而被乱棍打死。她自己也被多名白人强奸，后背留下永久刀疤。
面对灭族危机，塔斯马尼亚人用原始智慧反抗。一名战士假装投降，双手高举走向白人，脚趾却暗地拖着一支长矛。靠近瞬间，他突然踢起长矛刺穿敌人喉咙，这是记载中第一个被土著杀死殖民者。
但这样的反抗杯水车薪。1830年，殖民政府发动“黑线行动”：2200名士兵手持火枪排成人墙，像驱赶野兽般将幸存者逼入海岛角落。
“保护”之名下的囚笼
面对几乎被赶尽杀绝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以及日益尖锐的国际舆论压力，英国殖民当局在1831年想出了一个“仁慈”的解决方案，将他们“保护”起来。
这个所谓的“保护地”，选在塔斯马尼亚岛东北部一个寒冷、荒凉的离岛，弗林德斯岛。
殖民者派出了“土著保护官”乔治·罗宾逊。他依靠通婚进入土著部落的妻子楚格尼尼的帮助，劝说残存的塔斯马尼亚人相信，搬到弗林德斯岛就能获得安全、食物和自由。
在黑线行动的恐怖阴影下，疲惫不堪、走投无路的幸存者们，大约200人，最终同意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他们以为这是生路，却不知踏入了另一个精心设计的坟墓。
弗林德斯岛的条件极其恶劣。承诺的食物补给常常短缺，发放的劣质面粉和糖根本无法满足营养需求。岛上的木棚简陋透风，根本无法抵御严寒和潮湿。
更致命的是，殖民者带来的肺结核、麻疹、天花等传染病，在这个与世隔绝、毫无免疫力的群体中疯狂肆虐。疾病像镰刀一样收割着生命。营养不良、恶劣的居住环境和欧洲疾病这三把利刃，共同绞杀着这个脆弱的族群。
楚格尼尼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族人一个个倒下。她的第二任丈夫沃雷迪在岛上病逝。到了1847年，弗林德斯岛上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仅剩下最后47人，而且大多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妇女儿童。
殖民当局看到这个“保护区”的失败，又把这最后的幸存者迁回了塔斯马尼亚岛南部的牡蛎湾。但回归故土并未带来转机，死亡仍在继续。
楚格尼尼的悲剧与背叛
时间推移，死亡的名单越来越长。1871年，威廉·兰尼被认为是最后一个拥有纯正塔斯马尼亚血统的男性去世了。接着，1876年5月8日，最后一位纯血统的塔斯马尼亚女性，楚格尼尼（Truganini），在霍巴特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约64岁。
她的去世，被官方正式标记为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作为一个独特民族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终结。
楚格尼尼的一生，就是这个民族悲惨命运的缩影。她年轻时目睹了亲人惨遭杀害，自己也饱受凌辱。为了族人的生存，她曾努力在殖民者和族人之间周旋，甚至协助罗宾逊劝说族人迁往弗林德斯岛，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她经历了多次婚姻，丈夫们接连在殖民暴力和疾病中死去。晚年的她，虽然受到一些白人社会的关注，被称为“塔斯马尼亚的末代公主”，但她内心充满恐惧，她深知白人对她族人的遗体做了什么，也极度害怕自己死后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因此，她在临终前反复恳求：“请把我火化，把我的骨灰撒进德文特河（D'Entrecasteaux Channel）。”她只想长眠于故乡的海峡，获得永恒的安宁。然而，这个卑微的遗愿，最终还是被无情地践踏了。
遗体展览
楚格尼尼的担心并非多余。早在殖民早期，对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的遗体掠夺就已经开始了。殖民者、士兵甚至医生，都热衷于收集土著的遗骨，作为战利品、奇珍异品或所谓的“科学研究”标本。这种行径在“科学种族主义”盛行的19世纪，披上了一层看似合法的外衣。
楚格尼尼去世仅仅两年后（1878年），她的遗体就被从坟墓中掘出。她的骨架被精心处理，剥离了血肉。
她的骨架和头皮毛发，被送到了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更令人发指的是，她的骨架被公然陈列在霍巴特的塔斯马尼亚博物馆（Tasmanian Museum and Art Gallery）里，作为吸引游客的展品！这个展览，从1878年一直持续到1947年，长达69年之久！
但这还不是全部。另一位重要的塔斯马尼亚人，威廉·兰尼（最后一位纯血统男性）的遗体，同样未能幸免。他在1871年去世后，遗体被一位名叫威廉·克罗德的医生处理。
克罗德将兰尼的皮肤剥下，制成了皮革，并用他的骨架制作了一个完整的标本。这个标本同样被长期公开展览。直到1976年，在持续的原住民权利运动压力下，兰尼的遗体才被移出展览。
楚格尼尼的遗体在博物馆展览了69年后（1947年），她的骨架才被移出公共展厅，放入库房保存。但她的遗愿，火化并撒入大海，依旧被忽视。直到1976年4月30日，在她去世整整一百年后，她的骨灰才最终被撒入德文特河。
而威廉·兰尼的遗骨，也在同年被安葬。从1876年楚格尼尼去世算起，到1976年遗骨最终安息，塔斯马尼亚人最后的尊严，被整整践踏和展览了100年（如果算上兰尼，则更是超过百年）。
一个民族的伤痕与历史的警钟
楚格尼尼和威廉·兰尼遗骨的最终安葬，标志着塔斯马尼亚原住民漫长悲剧的一个句点。但这远不是故事的终结。他们的遭遇，是殖民主义系统性暴力最赤裸裸的体现，从武力灭绝、文化摧毁、强制迁移，到最极端的对遗体的亵渎与物化。
将他们制成标本并公开展览近百年，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逝者的极大不敬，更是对整个塔斯马尼亚民族精神和尊严的彻底否定。
它服务于当时流行的“科学种族主义”理论，试图“证明”原住民的所谓“劣等性”和注定消亡的“必然性”，为殖民掠夺提供无耻的辩解。
这段黑暗历史的回响至今未绝，文明的冲突有时会以最野蛮的方式呈现。塔斯马尼亚人独特的文化、语言和他们与这片土地四万年的联结，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抹去。
楚格尼尼生前那句绝望的哀叹：“我知道，当最后一个人死去，他们也会把我的骨头放进博物馆展览。” 一语成谶，成为对这个民族悲惨命运最沉痛的注脚。
她的遗愿被背叛了近百年，她的遗体被当作展品，她的民族被从地图上抹去，这一切，都让塔斯马尼亚的名字，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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